为什么王沪宁的新权威主义在其理论根基上出现了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在问：为什么新权威主义会形成一种有毒的现实主义政治？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中国的新权威主义。

新权威主义分为南派和北派。以萧公秦为首的南派立场较为保守，而以吴稼祥、张炳九为首的北派则相对激进。南派主张政府加强宏观调控，严厉打击“官倒”、腐败和社会犯罪，主张利用政治权威启动市场改革，逐步培养市场秩序，用“有形的手”培育“无形的手”，以防止经济失序和政治动荡；北派则主张中央政府运用政治手段直接引进西方企业制度和市场体制，省去渐进过渡的环节。

萧批判北派变相推行激进的经济自由主义，并斥责这种做法为经济浪漫主义，同时讽刺北派的经济观念是“刺刀下的商品经济”。但在其他方面，南北派并无太大差别：他们都推崇强人政治和权威政治，都主张经济自由化与政治民主化不能同步进行，都试图树立一种过渡性政府权威来引导民主转型，并希望承认有限的多元化，同时设想利用有限的制衡机制和压力机制来抗衡权威政治的专制倾向；此外，他们还都将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模式视为中国的榜样，该模式主张以权威政治引导市场经济，在条件成熟时逐步转型为民主政治。

总体来说，王沪宁的思想更接近于萧的南派新权威主义，但他究竟对市场经济和民主转型抱有多大热情，还不甚明朗。从他八十年代的著作来看，他显然不认为权威政治只是过渡性安排，其所谓的民主理念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而非完全向西方式的民主体制转型。新权威主义者主张渐进改良，正是因为他们普遍持有现实主义政治取向。对萧来说，中国长期的专制传统和由此形成的国民性构成了最大的政治现实；如果不能迅速适应自由主义，国家就必将陷入“新者未得、旧者已亡”的困境。换句话说，若突然全面引进自由主义，不仅会破坏原有的政治经济秩序，而且难以建立新秩序，最终必然导致社会失范乃至动荡。对于王来说，必须承认的现实是中国固有的马列主义基因和政治文化，因而实现转型是一个复杂而缓慢的过程，绝非一蹴而就。

萧的现实主义观念带有明显的历史主义色彩，这本身充满矛盾。首先，萧企图复兴严复的保守思想，而严复的基本原理将国家和政治社会视为一个有机体，这正是十九世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典型假设，此假设显然存在问题，因为国家和政治社会并非拥有一贯主体意识的生物体，既然独裁者也有可能被推翻，就说明即便是政治强人也难以代表整个国家和政治社会行使意志。其次，萧认为近代中国与八十年代的中国存在某种历史同构性，即他主张八十年代的中国犹如严复所处的晚清。由于他主观上认为这两个历史阶段具有诸多相似之处，所以萧的历史观实际上是一种历史化的虚构，是对过去理想化的倒影，而非八十年代中国的真实政治现实。现实主义者经常会犯下这种低级的历史主义错误。由此可见，萧企图借助政治强人推动民主转型，恰恰忽视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脱节。

八十年的中共政权与晚清、朴正熙、全斗焕、蒋经国等人的个人独裁具有本质区别：中共政权不仅具有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而且没有放弃这种意识形态的主观动机。当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之初，他首先提出“四项基本原则”，这既不是表面文章，而是对改革阻力者的一种妥协。四项基本原则关系到中共政权的存亡，这与朴正熙、全斗焕、蒋经国等个人独裁者的性质截然不同：即便他们放弃了个人独裁，大韩民国和中华民国仍然存在，甚至大清帝国也不至于灭亡；但一旦放弃“四项基本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便不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在中共政权下推动的改革，其主观目的必须是不动摇中共执政根基。

由此，萧所幻想的政治强人在中共政权这一大前提下根本没有生存土壤，这正暴露了他们脱离现实的本质。由政权推举出的政治强人必然无法以灭亡政权为目的进行改革；在这种情况下，幻想借助进化论观点推动中共政权缓慢过渡到民主政治，注定会陷入自相矛盾。假如中共政权确实拥有统一的意志和决心，也不可能主动寻求灭亡，不可能既保证一党独裁又同步推进民主政治，两者完全不可能兼容。萧对此悖论采取了回避态度，反而提出效仿西方制度实现现代化必将遭遇“严复悖论”——即无论是单项引进西方制度还是全面引进，均不可行，最终得出结论：引进西方制度改变中国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国必须依靠一代又一代的开明专制来改变自身。这一结论的重要前提建立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假命题之上。政治社会并非如萧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封闭的有机体；文化和社会观念是流动、不断变化的，制度同样具有流通性。例如，九四年推出的分税制改革便是从西方引进的，如果单靠封闭的有机体自我进化，两千年的历史也未必会孕育出分税制。那么，中国凭借自身两千多年的历史未能进化出民主政治，凭什么认为只要推行开明专制就能实现民主转型？新权威主义还因将政治与经济二元割裂而被批判为脱离中国实际。在中国，政治凌驾于经济之上，经济则服从于政治。中共政权既要求发展市场经济，又不希望市场经济过于自由，同时还要避免政治改革走向自由化；在这种情况下，幻想政府完全不干预经济运作是不切实际的，更何况中共一直把经济视为政权的根基。

萧在大力批判政治浪漫主义的同时，其论调也暴露出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色彩。这种所谓的现实主义政治理念，实际上是虚假现实主义的伪装，其在现实中唯一产生的效果只是为中共政权的专制统治背书，而非推动向民主转型的改革。另一方面，所谓的渐进改良策略，由于机械照搬严复的进化论，不仅对改革阻力估计不足，而且夸大了开明专制的必要性。即便在某种条件下开明专制被认为是必要的，也不一定现实可行，更何况它并非解决社会弊端的有效途径。体制性分配不公、司法不公、社会正义缺失以及政治失灵等问题，并非开明专制所能根本解决；而且，依靠制衡专制统治的机制与压力，其自身极为脆弱，长期下来，积重难返的社会弊端还可能反作用于专制统治，导致政权走向权威主义和集权主义。

因此，我们必须承认，萧的新权威现实主义实际上已经脱轨，反而走向了现实主义的对立面。他以现实主义之名批判抽象的理念和主义，结果却陷入了脱离现实的空想误区。萧不仅无视现实政治的复杂性，也没有认真考虑渐进改革的可行性，甚至面临僵化停滞和倒退的风险。当然，萧还未能预见到东欧巨变期间，那些迅速实现民主转型的国家，并非依靠推行渐进改良而实现转型。